生平第一次参加支教，其实严格说来我所做的不能算是支教，因为全过程里几乎没有上过讲台。我们这帮本科生的任务，就是调研，课题是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。
       调研是辛苦的。但是我知道，这里的孩子们更辛苦。三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常常要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去学校上课，四年级以上的孩子则大多选择住校，因为他们所在的村子通常无法提供三年级以上的授课。这里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早，很多人不到十岁就不得不离开家人，学着自己照顾自己。还有很多孩子，常年无法见到自己的父母。为生活所迫，父母们背井离乡，去大城市打工，只能将孩子托给自己年迈的父母。同伴曾经问过一个孩子，想不想见爸爸妈妈，孩子半天不语，末了告诉我们爸爸已经有五十多天没打电话给他了。同学事后告诉我，也许，这个孩子是扳着手指头过日子的，所以她如此清晰地记得爸爸离开她的时间。在调研中我发现，每当我们问及想不想父母时，大多数孩子都会沉默不语，然后很轻声地说，想。我无法从孩子低垂的头下发现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她眼神的黯淡。没有哪个孩子是不依恋父母的，生活的艰难，剥夺了他们亲近父母的权利，也许，只有在梦里，他们才可以每天喊上爸爸妈妈吧……
      从聊天中，我们渐渐感受到，大多数家庭还是很愿意让孩子们上学的。尝够了缺少文化之苦的家长们希望孩子们不再重复他们的悲剧，不止一位家长表达了想让孩子上大学的念头。然而，现实在向他们挑战。并不宽裕的家境，大笔的教育支出，让原本许多个满怀希望的家庭步履维艰。大人们只能无奈地说，他们也希望孩子能通过读书走出大山，改变命运，但他们同时又无法承诺什么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能让孩子的学习生活维持多久。
      在一个名叫刘佳敏的孩子家里，我看到了墙上满墙的奖状，墙上还有一张纸, 写着happy和confidence。我将它拍了下来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对未来怀有梦想的开朗而自信的小女孩。她母亲告诉我们，她很希望女儿能上大学，因为读书是走出大山的最理想的途径。但是她同样不知道家里能否负担到那一天。这是我们在调研中看到的很多家庭的困惑与无奈。身为学生，我们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，只能反复地告诉家长们，能上就尽量让孩子上吧，只要能考上大学，贷款抑或是勤工俭学，以后负担就轻多了。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话究竟有多大的帮助，只是觉得这是我们能告诉他们的最好的信息。
在不到五天的调研时间里，我所感到的只是沉重。与城里的孩子相比，这里的孩子们的生活要单纯得多，却包含了更多的艰辛。也许，他们现在还无法意识到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的渴望。离开这里的时候，看着孩子们依旧灿烂的笑容，我忽然有种难以言语的悲哀。要到什么时候，生活，才能对每个孩子都公平呢？